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是“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而就业质量又是要素市场改革的关键，因此可以说高质量的就业是事关未来整体改革升级的重要引擎。

       传统经济学理论所讨论的充分就业其实对应的就是就业数量，这种理论导向对各国就业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持久与较大的影响。就我国来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月度劳动力市场调查结果所覆盖的也是就业数量指标，而对就业质量的维度基本没有涉及。不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美国、德国等发达经济体进行的就业质量评价跟踪研究与实践为我国开展就业质量的政策破局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参照。

       OECD的就业质量主要包括收入质量（收入、财富与住房）、工作环境质量（健康、教育技能、工作生活平衡、政治生活参与、社会关系、环境质量）和劳动力市场保障（个体安全、满意度）三个维度指标，我国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具有特殊性，完全移植与拷贝上述指标显然既不科学也不务实，且执行结果也难以真实反映出国内就业质量状况，但度身量体，在吸收OECD合理内容的基础上，我国可以初步建立起有关就业质量的指标维度。

       指标之一是工资水平，包括劳动者工资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同步程度、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占比程度、企业营收增长与员工收入改善的共振程度、超时或者过度劳动的补贴程度、劳资谈判对员工薪资要求的响应程度等。

       指标之二是年龄结构，包括适龄劳动人口中的低端年龄人群、中端年龄人群与高端年龄人群三个群段，一般来说中端年龄人群占比越大，代表熟练劳动者数量越多，就业质量较高，而低端年龄人群的充分就业率越高，反映出劳动力市场越有活力。

       指标之三是综合素质，包括劳动者通识文化水平、专业核心技能、岗位操作熟练性以及复合型知识结构，同时高质量的劳动力还反映在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责任心、抗压能力与危机处理能力、心智模式及其成熟度、人际沟通、逻辑思维、语言表达能力等指标上。

       指标之四是教育与工作的匹配，不仅包括新增就业者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所学专业与所从事工作的对接与吻合程度，也包括员工通过再学习并获得新的技能后工作与岗位的转换调整程度，实践过程中的高能低用（低佣）或者学非所用占比越低，反映就业质量越高。

       指标之五是工作满意度，不仅包括对薪资水平的满意度，更涵盖对自身成就价值、岗位重要性认知以及晋升结果的满意度，同时工作与休闲时间的分配、工作环境、工作安全、社会保险、对话机制以及劳资关系等都可能影响员工对工作的满意度。

       指标之六是稳定性，虽然劳动力的流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人力资源的灵活配置，但就个体而言，岗位与工种变换太快和过于频繁，并不利于劳动技能的积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熟练劳动力就会出现短缺，同时企业被迫因此不停招工与不停培训，非生产性成本因此增大。

       在稳步扩大就业数量的基础上注重提升就业质量，首先应当建立系统性的就业质量评价与监测指标体系，并将就业质量指标纳入月度劳动力调查系统，其中尤其要重点警惕特定领域与群体就业质量的降维现象，研究确定针对性的就业质量评价指标，在一定时期内进行阶段性比对与评价，在此基础上找到并不断修正影响就业质量的症结。

       政策应当为就业质量的提高产生导向领航作用，如政府在利用优惠政策和扶持性贷款鼓励创业时，要加大对创业环境、社会保险、技术转移等方面的帮扶；在利用财政资金补贴中小企业、维持其运转时，要在工作岗位质量、企业员工技能培训方面加大监管和扶持力度；针对技术影响带来的特定人群以及灵活就业者就业质量的降维，政府应当强化相应的社会保障覆盖目标指引，同时加强劳动监督与检查，塑造出政府、企业与工会共同参与的劳动纠纷协调机制，防止过度劳动成为一种社会惯性。

       无疑，提高就业质量须有明确的行业战略牵引，比如教育与职业错配远非一个短期政策就能解决，且问题的症结不在劳动需求方而是出自供给侧，为此需要改革教育和培训制度，尤其是在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向、专业和课程设置、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等教学资源筹划与运用上，必须增大企业影响因子，推行以工作岗位订单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此外，还要强化各类职业培训。

（责任编辑：苏荔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