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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还是信仰苦旅?——黄离长诗《卡瓦格博》赏析
2025-10-25    来源:公益中国网 作者:贺兰
       在黄离的长诗《卡瓦格博》中,诗人以一种内省的姿态,抵达了藏地最具象征性的神山之一——梅里雪山,又名卡瓦格博。这座山被称作“藏地的守护神”,而黄离笔下的旅程,并不仅仅是一段地理意义上的远行,而是一场在精神与文化的双重纬度上展开的“苦旅”。这首诗既承袭了中国文人传统的“文化苦旅”叙事脉络,又越过了单纯的文化追思,进入一种更为深邃的“信仰苦旅”维度——一种诗人在“拒绝给予生命的土地”上重新获得精神新生的仪式。

       在诗的开篇,黄离以一段冷峻而柔软的题记为整首诗定下基调:“你是留给别人的 / 我只是路过,并顺便赞美。”这是一种超越占有的观看姿态,诗人并非来征服或解读,而是以一种“路过者”的谦卑来面对圣山。紧接着,他写道:“四月,我打故乡走来 / 经过风暴,也经过干旱”,这不是一场单纯的旅行,而是一次精神流放——诗人“经过的爱情已经荒芜”,在“饥荒”和“流离失所”的同类之中,“不愿恨,极度慵懒,又喜欢逃跑”。这一节将个体命运与民族的漂泊感交织在一起,显示出“文化苦旅”的底色:人从故乡走出,不仅是在地理上远行,更是在精神上寻找自我复位的坐标。而在“卡瓦格博,我内心恢复平静”这一句中,诗人终于找到了一种超越性的安宁。这份平静,不是逃避,而是皈依;不是停顿,而是精神的重生。

       黄离对信仰的理解是温和而深沉的。他写道:“在卡瓦格博,人们依旧有信仰 / 星辰般海子般的信仰。”这不仅是对藏族文化的外在描摹,更是一种内在精神的投影。黄离所敬仰的,并非神秘宗教的仪式,而是信仰背后那种“星辰般”纯粹的存在方式——一种恒久、宁静、拒绝功利的光。诗人从俗世的浮躁与“赤裸的欲望”中逃离,重新回到“信仰”的怀抱中。他仿佛在说:当世俗世界被“万能的造物”遗忘,被“爱”遗忘,唯有信仰能拯救灵魂,使人不至于陷入彻底的荒原。

       诗中反复出现的亲人意象,是文化与信仰交汇的灵魂线索。那位“在卡瓦格博脚下 / 洗她的矮脚马,洗她的屈辱”的亲人,是民族母性的象征。她的“屈辱,已成为丰厚的嫁妆”,她的“守候,像花朵在等待春天”。在这里,苦难与尊严融合,悲怆中有温度。这种写法让人想起北岛在《回答》中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不同的是,黄离让高尚落在了生活的细节里,让屈辱在信仰的洗礼中升华为美学的存在。这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思辨,而是信仰意义上的体验。

       诗的中段是一次关于“人”的反思。在面对藏民时,黄离写道:“我见过的藏民自然率真 / 除了仇恨,就是爱。饥肠辘辘时 / 也不去欺骗。”这不是异域风情的猎奇,而是一种对灵魂真诚的感动。藏民的生活方式,在他眼中成了对现代文明虚伪的一种抵抗。正如诗人所感叹的:“你欺骗了来自德钦的朋友 / 就是欺骗了我,就是欺骗了亲人。”在这种信仰共同体的伦理中,人们以真诚维系世界,而非以制度约束良知。黄离的笔触此刻由文化观察转向精神伦理,显示出他所追求的“信仰苦旅”的核心——一种对人性与善的终极回归。

       《卡瓦格博》不仅是诗人心灵的朝圣,也是对现代世界失信症的抗议。诗人感叹:“战火仍在世界另一侧蔓延”,而“许多追名逐利的大人物 / 树起了墓碑,却未能树起尊重”。这一句直刺人心,将信仰的纯净与权力的虚伪形成鲜明对照。诗人在“文化苦旅”的传统之上完成了升维:他不再是凭吊文化废墟的文人,而是怀揣信仰的行者。他通过卡瓦格博的圣洁之光,照见世俗社会的冷漠与愚妄。诗歌因此具有一种道德的清冽感——它在荒凉中重建希望,在信仰中召唤尊严。

       然而,《卡瓦格博》的伟大还在于它的“自我清算”。诗人并不将信仰浪漫化,而是将自己置于其阴影之下:“是谁给我权力,让我写一首首 / 泄露天机的长诗。是谁给你自信 / 自称诗人,你这个狼狈的流浪汉。”这段自嘲式的反思,恰是信仰苦旅的终极阶段——怀疑。信仰若不经怀疑,便只是迷信;诗若不自省,便是修辞。黄离让诗人身份在神圣与卑微之间不断震荡,展现了现代诗人最真实的处境:既渴望救赎,又怀疑救赎的可能。

       诗的末段回到宁静的愿景:“最后的那天,就把我留在卡瓦格博吧 / 让我变成高原牧场的野马 / 或者变成一条鱼,或者一株草 / 要不就是卡瓦格博的一阵风。你来时我盘旋,你走后我平静”,这是全诗最动人的告白,诗人不再以文化的目光仰望圣山,而是以生命的姿态融入其中。这种“化身为风”的愿望,是信仰的终极形式:与自然合一,与神同在。此刻,“卡瓦格博”已不只是地理名词,而是诗人内心的象征宇宙——“静谧、和平、永恒”。

       黄离最终写道:“香格里拉,心中的月亮 / 是生活中那块梦想的部分。”在这一结语中,苦旅的意义被重新定义:它既是文化的,也是信仰的;既是外部远行,也是内心回归。引用的“理想使痛苦光辉”(舒婷《会唱歌的鸢尾花》 )一句如同箴言,照亮了整首诗的精神结尾。诗人并未逃离世界,而是在苦旅中重构了世界。他以诗为祈祷,以语言为庙宇,在尘世的废墟上建起信仰的高地。

       因此,《卡瓦格博》既不是单纯的“文化苦旅”,也不仅仅是“信仰苦旅”。它是两者的交汇——在文化的漂泊中寻找信仰的落脚,在信仰的皈依中完成文化的超越。黄离的卡瓦格博,正如他所写:“卡瓦格博,就是香格里拉 / 就是世外桃源,就是极乐世界。”那是一个诗与信仰共生的地方,一个灵魂在苦旅中复活的地方。(贺兰)

(责任编辑: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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